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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民法典下半年提请审议

2019-07-22 01:07 来源:风讯网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民法典下半年提请审议

  落空的学区房2013年吴恒迎来了生命中第一个孩子,此时他已经在东四环附近拥有自己的房子,但孩子的降临和日益紧张的上学难,让吴恒一家不得不提前考虑孩子未来上学问题,当年年底,吴恒走上买学区房的道路。下午时分,她正在自家后院的小花园里打理杂物,后院装满了她亲手养护的花草,还搭建起了栅栏。

低总价的学区房特别抢手。买卖双方在调控最初的3个月依然以博弈为主,而在进入楼市的传统淡季后,成交量肯定会继续走低,带动成交价格下探,预计7月份—8月份北京二手房价格会继续下调5%左右,回到2016年10月份的水平。

  “问的多,看的多,租的少,买的也少。  ■本报记者王峥“今年是不打算买了,这两年各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政策总是在变,本来计划买德胜地区,这一区域的学校师资力量均衡,可以说没有弱点,但是考虑到目前政策不明朗,不排除今后重新划片,例如将临近的展览路学区与德胜学区合并重新划分,一旦失去学区溢价,房价下调可能会超过30%,风险太高。

  全球央行官方黄金储备新增116吨,这是四年来最高的第一季度数据,并与2010年一季度以来的长期平均季度增储量吨相符。不过,与2016年、2017年一季度每日超过1000套的网签量相比,如今的北京二手房市场虽已走出低谷,回温到了一年来的最高点,但市场仍处于正常的平稳状态。

赵先生作为在北京打拼3年多的外地人,事业小有成就。

  不过,“租购同权”还是有望给予租户子女就读名校的机会,具体执行细则仍需广州市及各区教育局等政府相关部门给出详细的解读。

  有经纪人告诉本报记者,整个通州区成交均价上涨约1000元∕平方米,月成交量已经达到700套左右,这在“3·17”调控之后是无法想象的。有些重点炒作的学区房,每平方米下跌了10%。

  难道真的是14天时间,价格降了100万元?  记者致电这套房源的代理中介,链家地产怡景花园店的资深中介周略表示,“根本没有卖过600万!这套房子原来挂牌520万元,最近还降了2万元,最新报价就是您看到的518万元!”为什么会出现那个600万的挂牌价,周略表示:“应该是假信息!”  高价学区房成交不容易  据周略介绍,这套房子虽然只有50平方米,但是有一个七八十平方米的大院子,房主将厨房挪到了院子里,于是原来的两室改造成了三室,房主装修还可以,比较有情趣,在院子西南角还弄了个阳光房。

  梅新育建议房产业界在安排做规划和预算时,要将货币政策走向加息的概率纳入考虑之中。版权声明中华网关于版权问题的声明  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人权益,规范、及时地向中华网所使用的有著作权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稿酬。

  不过,“租购同权”还是有望给予租户子女就读名校的机会,具体执行细则仍需广州市及各区教育局等政府相关部门给出详细的解读。

  梅新育指出,尽管目前来看学区房吸引力极大,也能短时间获益,但他对学区房体制的前景并不看好,脱离真正人才培养的方式的未来走向有待考证。

  二三季度至少能有票息,可能还有一定的资本利得。从市场数据来看,有必要继续维持现有的调控政策不放松,种种迹象表明,后续调控政策会保持稳定。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民法典下半年提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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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解决“类住宅”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

2019-07-22 08:2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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